“约书亚.基米希。”一个助理检察官说，他和琼斯中尉核对着文件上的信息，“除了他以外，我记得这里应该还有另一个少校？”“昨天死了。”琼斯中尉说。美国人在清晨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那具尸体，他死于某种氢化物中毒，两个穿着囚服的德国人把早已僵硬的尸体搬了出去。“他是什么时候死的？”琼斯中尉在审讯室里问约书亚。“昨天半夜，大约三点左右。”约书亚说，琼斯中尉看了看面前的尸检报告，与约书亚所说如出一辙——相比起曾经在这间审讯室里受到的那些指控，他大概并不觉得这也是什么值得隐瞒的事。“死因？”他又问。“自杀。”约书亚显得很坦然。这的确是琼斯中尉意料之中的答案——畏罪自杀，在即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前一天夜里。绞刑或者枪毙，这些纳粹分子的命运早就注定了，服毒自尽或许还算得上一个体面的方式，他们已经死到临头。早晨的最后一次审讯过后约书亚接过琼斯中尉隔着战俘营的铁丝网递来的香烟，尼古丁微弱地刺激着他的大脑。他现在的模样一定很糟糕，约书亚想，他已经猜到了谁会出现在今天的证人席上——托尼.克罗斯，“那个叛徒。”他说，但是从肺里缓缓吐出的白烟轻而易举地把这句咒骂盖了过去。托尼在1945年的冬天来战俘营探视过他一次，他蜷缩在监狱那张狭窄的铁床上，这里没有足够的衣物和药品让他保持着清醒的神智。约书亚把仅有的衣物都裹在了身上——两件换洗的衬衣和一件被剥去军衔和勋章的褪了色的国防军制服。美国人憎恨每一个党卫军士兵，他不愿意在审讯室里出卖他的同伴，于是他们便用枪托砸他的脑袋，用皮靴踹他的小腹，拽着他的头发强迫他为他们口交。他从来没有忘记血，疼痛和死亡，约书亚执拗地看向托尼，他的嘴唇干裂，眼窝发青，脸颊是一种缺乏生气的灰白色，而他的手腕上锁着镣铐，额头和眉骨上都有未痊愈的伤口。他不认为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至于托尼，这个卑劣的投机主义者，他明明比他更早地进入军事学校接受作战培训，却在1942年遭遇过东线的几次失利后便借口旧伤复发申请调回了后方，随后又见机倒向了他曾经的敌人。琼斯听过半个钟头对约书亚的审讯，档案上表明他会说英语——成绩很不赖，但是他仍然在固执地用德语接受审讯，脊背挺得笔直，傲慢地扬着下巴。“我欠德意志父国我的生命。”审讯翻译对琼斯中尉说。没有人能从这个世界中抽身，美国人在临近的小镇上庆祝，他们喝香槟，放纵着混沌的感官。小镇中央的广场上伫立着一座铜绿色的骑士塑像，男孩拉着栓狗的绳子从铜像下经过，绳子把男孩和狗连结在了一起，他们就像两条被捆在一起的可怜虫，双双被判了罪。狗使劲拽着绳子，想从男孩的手里挣脱。“死亡不应该成为一种选择。”托尼平缓地说。约书亚挣扎着坐起来，托尼的出现不能给他带来安慰，也不能解释他的痛苦。他在梦里见过这样的景象，拴在绳子上的狗，铜绿色的骑士塑像，都不是真实的，他们只是一些念头，梦境沉重而不安。“你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犯有战争罪。”法官用洪亮的声音宣布道，“我们分别收到了关于你在法国和苏联作战时屠杀战俘的指控。”“我没有罪。”约书亚说。他在1945年的冬天毫不意外地患上了伤寒，但是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这样细枝末节的小事，审讯室里24小时不间断的强光，美国人用枪抵着他的脑袋——“你曾在1937年到1940年为国家秘密警察工作，直到1940年加入武装党卫军，随后在前线犯下以下反人类的罪行——”“我不认为作为一位德国公民履行保卫自己祖国的义务是一种犯罪。”约书亚反驳道。他能听懂美国人的每一句咒骂，他们把黑色布袋套在他的脑袋上，然后在审讯室外的走廊上殴打他，他能闻到闷在布袋里的血腥气味。他在1946年年初考虑过自杀，“就算你留下了一封认罪的遗书，法官也会当庭宣判你与那些屠杀无关，把罪责推到还活着的人身上。”琼斯中尉好心提醒道。于是他活了下来。从法庭被带回战俘营的时候他和托尼擦肩而过，为期一个月的审判还远没有结束。“那也是个德国人吗？”他听见有人在议论，“纳粹？”“不是。”另一个人反驳道。他自由了，约书亚在那一瞬间想，他应该会感到幸福，虽然幸福向来难以持久，但托尼在那一刻里是自由的。托尼的神情有些古怪。他看向约书亚，约书亚紧绷着嘴角，面不改色地跟在琼斯中尉身后穿过法庭外那条庄严肃穆的走廊，仿佛是这场灾难最后的胜利者。他对审判结果漠不关心——可能在明天就会敲定死刑，也可能要等到很久以后。琼斯中尉递给他一支香烟，他或许会活下来，约书亚想，虽然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会回慕尼黑——然后在沿途某个城市的车站看到了托尼。托尼似乎在等待什么，他坐在车站的木制长椅上看报纸，却又时不时地抬头看向悬挂在站台上的时钟。火车的轰鸣声渐渐地近了。